四岁的儿子不听警告，执意在自行车后座上玩玩具，玩具掉在地上摔碎了。看他那难过的样子，我安慰说：“已经摔碎了，算了吧。”儿子嚷道：“不，我不要它摔碎。”我说：“但这是不可能的呀，既然它摔碎了，不管你多不情愿，也没有办法让它没摔碎。”儿子不会接受这些“道理”，他不依不饶，反复嚷嚷：“不！我就是要它没摔碎！”
每天接待带着各样恐惧前来求助的人，他们或害怕猫，或害怕鬼，或害怕细菌，或害怕雷声，或害怕狗舔过的地方，或害怕陨石落下来把自己砸死了，或害怕不好的词会不吉利，给自己带来噩运，等等。他们坐在我的对面，神情严肃地向我讲述各样恐惧，我必须得弄明白，这些听起来像在吓唬小孩子的恐惧，为什么会让这些智力正常，甚至相当聪明的人如此惶惶不安。
这位求助者26岁，大学毕业，因为害怕“原罪”而辞掉工作，在家无所事事，整天陷入弥漫性的恐惧联想。她来南京接受心理咨询，还有一个特别的难处：因为南京夏季炎热，被喻为“火炉”，这使她联想到火葬场焚烧尸体的火炉，心里颇为惊惶。又因为南京古称“金陵”，而“陵”字又让她想到陵墓，心里更是不安。还有，她本是喜欢音乐的人，后来不敢听音乐了，因为有一天突然想到“安魂曲”，心里开始害怕，想到原来音乐是用于安魂的，只有死人才需要安魂......如果你对她说这些想法是荒唐的，这她也知道。她会问你：“为什么我会有这样荒唐的想法?”“为什么别人不会有?”
了解了当事人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之后，我发现其家庭成员的关系模式存在问题。当事人的父母关系一直不好。母亲自幼是孤儿，跟着养父母长大，因为养父母年龄很大，她一直担心他们无力养她，会把她抛弃，因为这种担心，她渐渐养成看别人眼色行事的习惯。结婚之后，母亲立刻就感到后悔，觉得自己嫁错了人，但又无法挽回，只是抱怨自己没有亲生父母教她怎样在婚姻上做出选择。
有了孩子之后，这位母亲对孩子倾注了过多的关爱（潜意识上是补偿自己幼年缺乏被关爱经验的空缺），这使当事人对她变得相当依赖，甚至母女俩结成同盟，一致对抗父亲。因为受到排斥，对母女俩一直采用粗暴的态度和方式。当事人出现心理困难之后，父亲对她使用暴力，强制把她送进精神病院，这给当事人造成极深的刺激。她反复讲述父亲在她的房间里留下的暴力痕迹——墙上有他巴掌的印迹，门背后是他放皮带的地方，床上的枕头曾被用来捂她的嘴……她觉得这个家整个都被暴力污染了。
每次面谈的开头部分，当事人都会向我讲述各种各样虚幻的恐惧，在她十分认真的样子背后，我看到的是一个担惊受怕的小孩。在后来的讲述中，她的理性浮现，甚至她的聪明之处也慢慢流淌出来，当事人开始变得真实，能把事情讲得很清晰，还能分析问题的本质所在。我们渐渐进入深度互动。面谈是一个短短的过程，但我感受到她在其中长大，谈着谈着，她就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，她生命内部那些被压抑的资源涌现出来，这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、颇有文学修养、有过成功工作经验、内心世界很丰富的年轻女性。在面谈的后来部分，她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，对生活的看法也变得清晰起来，甚至她会对自己说：“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最近的这次面谈结束之后，她做出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决定：来南京找一个工作，以便接受持续性的心理治疗。
然而，当当事人回到家里，她的母亲便开始用各样的“理由”阻碍她来南京。例如，说南京是苏中城市，不如苏南城市好；说南京是火炉，热得可怕；说心理辅导可能是拿她做试验；说现在世道多乱，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太危险，等等。
这使我产生这样的猜测：在当事人的成长过程中，她的母亲就是这样用各种消极的理由来熄灭孩子内部“动机的火花”，使她一个个愿望升起又落下，不能真正尝试做成一件事，无法获得做事的兴趣和价值，以致后来陷入症状性的恐惧联想和抑郁状态。当事人再一次来南京跟我面谈时，谈话之间她似乎又恢复到往日对生活的惶惑、对自己的不确定，以及对各样事物之间象征关系的不祥联想。
我们这样理解，人性有两个基本倾向：一是追求舒适的逃避倾向，一是渴望成长的直面倾向。在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中，总有各种文化因素对其内部的这两个基本倾向发生作用，或助长其逃避本能，或促进其成长需求。考察前述当事人的家庭环境，我们发现，父亲的粗暴给她带来了过多的威胁，而母亲的过度保护又造成她的心理依赖。这个家，既是当事人因为恐惧而试图逃离的地方，又是她出于依赖而用来逃避精神成长的舒适区。从小到大，父母都把她当小孩子，使她有空间不去长大；现在父母又把她当作“病人”，她更有理由不去面对和承担成长的困难。而且，那位能干的母亲还为她申请到一项特殊的国家福利保险，使当事人一生可以不工作，却能享受相当的工资和医保。我们看到，这位母亲简直在为孩子创造一个文化意义上的“母腹”，使女儿与她维持着一种共生体关系，不能在精神成长上实现与母体的分离，从而长成自己。这位母亲可能意识不到这些，她确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女儿好，都是出于“爱”，但这样的“爱”所创造的条件不能让生命长大。
我们又看到，当事人内部有成长的渴望，它如此强烈，即使走出舒适区是如此困难，她依然坚持寻求心理咨询。我们认为，她内心里要求成为自己的渴望是她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因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，虽然她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，但她在这样做，这就有希望。辅导的空间就是从这里开始拓展的。当事人走到了“直面”，“直面”所能做的就是激发她内部的成长渴望，支持她在现实里朝前移动，虽然每一步都很艰难，但我们相信她可以努力做到，并鼓励她努力做到。生命存在的目的是成长，辅导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生命成长。
我常常会讲到这个故事。儿子四岁那年的某一天，我给他买了一个玩具。我骑自行车带他回家，他迫不及待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玩耍起来。我说：“你回家再玩，别把玩具掉在地上摔坏了。”他不听警告，仍旧玩下去。后来玩具就真的掉在地上，摔碎了。我们停下来，儿子拾起摔碎的玩具，看他那难过的样子，我安慰说：“已经摔碎了，算了吧。”儿子嚷道：“不，我不要它摔碎。”我说：“但是它已经摔碎了。”儿子大声抗议：“不，我就是要它没摔碎。”我说：“但这是不可能的呀，既然它摔碎了，不管你多不情愿，也没有办法让它没摔碎。”儿子不会接受这些“道理”，他不依不饶，反复嚷嚷：“我就是要它没摔碎。”最后我启发他说：“你看，它摔碎了，我们怎么办?”儿子回答说：“那我就哇哇大哭。”说完就坐在路边哇哇大哭起来。
按埃利斯的理解，我们自幼就有一种非理性的思考倾向，拒绝接受不情愿的结果。我们相信心情是由外界因素注定，自己无能为力。我们以为是某件事情的发生使我们心情不好，因而，要让我们心情好起来，只有让那件事情没有发生。如果摔碎的玩具不能按我们的要求那样“没有摔碎”，我们就坐在地上哇哇大哭。
在多年的辅导经验中，我有一个领悟：在许多情况下，心理症状就是成年人的哇哇大哭。玩具摔坏了，小孩子哭一阵就站起来跟爸爸回家了，因为爸爸许诺再买一个新的玩具。但对有些成年人来说，某件事情发生了，他们拒绝接受，他们要求这件事情必须没有发生，不然他们就让自己焦虑和抑郁。焦虑半年不行，就焦虑一年，抑郁三年、五年不行，就抑郁八年、十年。症状反映，当事人要求自然规律必须做出改变，为此他们简直是殒身不恤，就是不想去改变一下自己，或者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。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小孩。
我们内在的小孩没有跟我们一起长大。我们长出了成人的身体，受到高等的教育，发展出相当的智力，又学习到某些工作的技能，但内在的小孩还待在我们幼年的创伤里，躲在过多被威胁或过度受保护的经验里。这个小孩内心充满恐惧，眼光流露不安，对事物的理解渗透了非理性的因素，对人与事做出的反应是逃避的和自我防御的。
这个小孩的行为动机是寻求舒适与安慰，他的行动倾向是逃回到过去，甚至退行到母腹里。他不让我们面对现实（因为没有绝对保障），他阻碍我们成为自己（因为不够完美），他拒不接受事情的后果（因为不合心意），他要求成为关注的中心（最好变成上帝，有天使环绕着唱赞美诗）。受到极深的不安全感的控制，他用儿童的奇幻思维把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，用象征的方式在事物之间建立一种神秘莫测的恐惧关联。
一位在现实生活中充满困扰的求助者，某一天听到他内在的小孩对他说话：“你摸一下地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：如果你不摸地，会一直倒霉。”这在后来发展成一种强迫仪式。另一位求助者在人际交往中有恐惧心理，表现为不大敢正视别人的眼睛，但他又不愿意接受这一点，他内在的小孩就用奇幻思维对之做出了解释——“我看别人一眼，会给别人带来噩运。”此后他就把这发展成眼神接触恐惧的症状理由。
还有一个高中生，因为面对高考的压力，他内在的小孩要求他在房间里不停地跳起碰天花板，设置的条件是：如果连续三次能碰到，高考就能通过；如果连续三次碰不到，高考就通不过，一切努力就白费了。
我们总能在当事人的内部看到一个惊慌失措的小孩，他用吉凶观念干预着当事人的解释和反应系统，使当事人发展出看起来像是游戏的症状行为，游戏的目的在于消除生活中的一切不确定因素，使生命得到绝对的安全保障。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，所以当事人反而受到各类孩子气的虚幻恐惧的惊扰。
我们曾遇到一位这样的求助者，他的内在小孩让他总是体谅别人，忽略自己的需求，他随时小心翼翼，总是彬彬有礼，永远都不生气，遭人误解甚至受到伤害的时候他总对自己说，我很快就忘掉了。他的一举一动总担心会惹人不愉快，他很乖顺，有一些朋友，但在人际关系里如履薄冰，不敢进入关系的深处，害怕遇到不测，甚至，在生活中也总是停留在表面。他说自己是一路跟在别人后面长大的，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“像一只无头苍蝇”，不知道自己的需求，或者知道也不敢坚持。后来他就飘离了现实，去关注关于世界起源的问题，产生了许多虚幻的恐惧。
在接受心理咨询的过程中，他向我表达了这样的意思：“到这里来跟你谈话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世界是亲切平和、顺其自然、真实可靠的，在这种环境下，我心里不会紧张，不会害怕，世界就是这么简单、这么好掌握，我获得了安全感。但是，当我独自面对的时候，许多因素在我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作用，世界开始变得神秘莫测，我又开始编造一些情节来吓唬自己。
后来，我们在辅导过程中朝深处走去，他渐渐明白他真正害怕的不是那些虚幻的情节，而是害怕不能长成自己。我们的辅导就是促成当事人长大，从深处长大，从内在的小孩那里长大。
在“直面”举办的一次心理辅导培训中，来自美国的杜艾文（Alvin Dueck）教授和他的学生张屏华演示了一个案例辅导的过程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那是一个促成当事人内在的小孩长大的辅导过程。辅导者走进当事人的过去，走进当事人的文化，走进当事人的创伤经验，走进当事人的生命深处，去带领躲藏在那里的一个受伤小孩-点点长大。辅导者跟那个受伤的内在小孩一起经历创伤，重新解释她的经验，支持她进入关系中去，鼓励她表达情感和想法，启示她去理解关系中他者的经验与感受，推动她去面对、去改变、去承受、去接受，真实而有勇气......辅导者在进行这一切的时候，还不断提醒那个内在的小孩——告诉我，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多大了?就这样，当事人被引导着，有意识地从深处长大，一步一步长大。
我们在害怕什么?不是鬼，不是雷，不是陨石，不是不吉利的词。我们害怕不能真正长成自己。我们要改变什么?不是跟着虚幻的恐惧去捕风捉影，而是走到生命的深处，让内在的小孩长大。
